一八八五年,當時我只有二十九歲,就開始把對腦的所知寫進心理學。十年後的一八九五年,我三十九歲,我已準備要出一本希望是我的力作《科學心理學的專案》(The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到二十一世紀初,大部分人提到此書,僅以《專案》稱之。我想以深厚腦學為根基的心理學,建立一個「深刻而毫無疑問」的理論。結果事與願違。但我必須說,腦科學(brain science)畢竟突飛猛進,替真正的心智科學(science of the mind)開創新頁。
在醞釀撰寫《專案》時,交叉影響我年少雄心的是許多科學家相信的結果,那就是物質主義終將勝過理想主義。我在維也納醫學院的導師梅爾涅(Theodor Meynert)是最早簽署「反對生機論盟約」 (Pact Against Vitalism)的四君子之一(譯注:生機論者認為,凡生命體都有一種特殊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無法用物理或化學作用的現象來解釋。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就相信此特殊生命力,認為生命源自靈魂)。梅爾涅與我(受他影響)立志要以細胞與分子,來解釋所有的生命過程,包括人的心思。對我們而言,凡事皆有其生理學根據。甚至人類的思想和感覺都起源於身體,而我倆的任務就是展示為什麼會如此。
「反對生機論盟約」合撰者之一是偉大生理學家荷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譯注:科學心理學開山始祖繆勒的幾位弟子中,荷姆霍茲率先發表「反對生機論盟約」,宣稱生理系統根據的是物理與化學定律〕。「反對生機論盟約」讓我們免於把任何部分的人類經驗視為神奇的力量,尤其是空泛而界定錯誤的「生命力」(life forces),以此解釋,不過是迴避問題,而無法說明問題。說這些重話及加入「反對生機論盟約」,都是為了提醒自己別掉進神祕的陷阱,我們許多同儕就受其誘惑。我很自傲屬於這一學派,並誓死堅信,生理學和化學終將取代所有我對心智的看法。
我推崇英國科學家達爾文的許多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書,公然抗拒創造論,而創造論就是生機論的主調。我從小就不信神,不足為奇,因為當時的社會制度禁止人們反對組織性的宗教及宗教對神祕主義的援引。到了一九二七年,當我撰寫《迷幻》(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這本對抗性的小冊子時,我創立了心理分析,並希望心理分析能成為一門新的心智科學。我將心理分析用於宗教,並爭辯說,所有宗教行為與觀念都由神經引起。我甚至進一步說,宗教信仰乃妄想,不僅僅只是表面的神經失常,而是嚴重的精神病。
我知道腦就像動物的組織,由細胞組成。德國偉大的解剖學家/病理學家費爾克(Rudolf Virchow)已提出著名的「所有細胞來自細胞」(omnia cellula ex cellula)的細胞論,就是說所有的細胞來自已存在的細胞,當然是指第一個細胞形成及之後成長發展過程中分化出的後代細胞這種遺傳機制。細胞被視為人體器官包括腦與脊椎神經的基礎。薛靈頓以細胞理論,從興奮與抑制彼此掙扎的觀點,證明反射行動。但我們對神經細胞如何組構所知不多,對它們如何運作更是陌生。
我很自然地被偉大的德國解剖學家希斯(Wilhelm His)與克利克(Rudolf Ko+..lliker)提出的腦網狀理(reticular theory of the brain)吸引,兩人與西班牙後起之秀拉蒙│卡哈爾(Santiago Ramony Cajal)對抗。卡哈爾認為,神經系不是個細胞結成網狀的融合體(syncytium),如網狀學者所相信的。對卡哈爾,腦細胞像網脈般地結合,但每個神經細胞並不相連,而是由薄膜連結。卡哈爾的看法在當時被多數人接受,他的神經元理論帶領許多重要的發現,對我也真的有用,如果我能堅守早先「專案」的路線,雖然專案的命運多舛。但我真的看不出這場神經元的激辯,對我的以腦為主的心智模式有何幫助。顯然做我想做的時機未到。
我生命中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一八八五年前往巴黎與偉大的神經學家夏爾科(Jean Martin Charcot)共事。夏爾科診所的病患全為巴黎單身中年婦女。他學會利用她們展示神經學上不可能的症狀,並透過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控制這些症狀。據夏爾科說,這些個案的背後原因都與性有關。他說的「全因生殖器而起」(Toujours la chose genitale)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將它與佛萊斯的性理論綜合,幫我解釋了與布魯爾一起觀察到的現象。